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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汉学家卜松山:如何以翻译为径展示中国文化之“美”?

日期:2021-12-28 18:24:52 来源:中国新闻网

(东西问)德国汉学家卜松山:如何以翻译为径展示中国文化之“美”?

中新社北京12月26日电 题:德国汉学家卜松山:如何以翻译为径展示中国文化之“美”?

中新社记者 史元丰 万淑艳

欧洲汉学研究始于200年前,而欧洲对中国文献的翻译则始于更早的16世纪。德国汉学家卜松山认为,尽管汉学和翻译在中西交流中发挥了作用,但中西互译之间仍存“不对称”:中国人几乎把所有西方文化经典都翻译成了中文,而西方人对中国却知之甚少,原因在于西方的“霸权话语”。

2018年8月,第五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贵阳市花溪开幕,来自法国、德国等24个国家38位翻译家与莫言、铁凝、贾平凹、余华、阿来等50多位中国作家参加研讨会。中新社发贺俊怡 摄

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存在诸多误解和偏见。中西方之间如何才能消弭隔阂、交流互鉴?德国知名汉学家卜松山(Karl-Heinz Pohl)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,讲述如何通过翻译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之“美”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记者:您长期研究中国哲学、近代美学,翻译多部中国名著,出版了学术专著,为何如此关注?

卜松山:我是通过林语堂的哲学著作《生活的艺术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的,我在高中时读过这本书,它展示了中西文化差异的迷人视角。后来,我读了一本关于禅宗的书——美国哲学家阿伦·瓦兹的经典著作《禅之道》,它非常令人着迷。这本书表明,禅宗与其说是一种日本现象,不如说是一种中国现象,是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的融合。我的宗教背景是天主教,与禅宗的相遇让我颇受启发,大大拓宽了我的世界观。这也让我51年前在德国汉堡大学从地球物理专业转到汉学研究。

2018年11月,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参观。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

中新社记者:您研究中国文化长达半个世纪,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历程?中国文化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?您如何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?

卜松山:首先,我研读了中国丰富的思想史。虽然我的兴趣始于佛教,但很快学会了欣赏儒家和道家的传统文化。我了解到,前现代中国的这些世界观并非相互排斥,而是相互补充和影响。今天,我发现这三种教义中的每一种都同样引人入胜。他们大大拓宽了我的世界观。

然后我又研读了中国近代史,特别是欧洲殖民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,即鸦片战争、义和团运动和抗日战争,我开始明白这如何影响了今天中国人的态度。

我在教课或写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时,首先会尝试展示中文的特殊性,然后再介绍儒家、道家和佛教的影响,从日常文化的角度来解释。我还介绍了中国超过几千年未间断过的历史,如此长的历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。最后,我试图展示,如何结合文化背景来理解中国人的行为。

中新社记者:您是《桃花源——陶渊明诗集》、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等书的德文译者,在翻译过程中,您如何克服翻译的“不可译性”?

卜松山:1982年,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《郑板桥:诗人、画家和书法家》。为了这个课题的研究,我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旅,1981年去南京两个月,在那里得到一位书法家的指导,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。我还研究了中国美学史,以了解郑板桥的背景。

图为郑板桥画作《竹石兰蕙图》。中新社发 葛士恒 摄

在此过程中,我对中国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从加拿大回到德国,我决定先将陶渊明的诗集全集翻译成德文。这一切让我对美学产生了兴趣。所以当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出版并成名后,我和学生一起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。我曾邀请李泽厚先生来到德国,他在我工作的大学待了半年。后来我再次邀请,并一直与他保持联系,直到几周前他去世。

由于中西方思想的差异,翻译有时很困难,但它们是可以克服的。中文还有文言文的额外难度,语言极其密集深奥,即使对于中国学者来说,也并不总是容易理解。比如《周易》,许多中国学者对这本书的内容有不同的解释。

最难的是诗歌的翻译,这与它的形式有关。形式无法翻译,比如杜甫诗中的平起式或其他形式特征。因此,中文诗翻译成德语只能传达其内容,而很难传达其形式之美,俗话说:“诗意不可译”。

中新社记者:中西方美学有何异同?现代中国美学与西方思想的接触呈现出哪些特点?相互有何借鉴之处?

卜松山:西方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。在西方,它不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在中国历史上,美学可以说被认为是探究艺术和文学创造力的一种特殊的“中国方式”:即诗歌、书法和绘画的本质。

中国美学还与文化认同有密切关系。大约150年前西方思想传入中国时,中国人认为中国文化是由美学塑造的,而西方文化是由基督教塑造的。蔡元培就主张:“以美育代替宗教”。因此,美学对于理解中国身份——“中国性”的讨论很重要。像1980年代中国受李泽厚著作影响而产生的“美学热”,这在西方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在西方,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美学对于中国人认同感的重要性。

2007年6月拍摄的北京中关村一座新建的基督教堂。中新社记者廖攀 摄

中新社记者: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也是您的研究领域。在您看来,中西方价值体系的起源是什么?您认为中西方之间应如何进行跨文化对话?

卜松山:西方价值体系的起源是基督教,今天宗教的影响已大大减弱,不再那么明显,但了解这一背景很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称西方的价值观为后基督教价值观。中国价值体系的起源是儒家思想,它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,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。即使在当今社会,中国人的价值观仍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,比如“仁义礼智信”。

跨文化对话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,相互尊重,愿意向对方学习,并试图通过改变视角来理解对方的观点,理解世界的另一个文明。

2018年9月,2018姑苏孔子文化节暨祭孔大典在江苏苏州文庙举行。仪式上,苏州大学的20多位外国留学生身穿中式传统礼服、手捧竹简,用汉语齐声诵读《论语》。中新社发王建康 摄

中新社记者:翻译对当今中西方交流有何启示?

卜松山: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,就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、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、从拉丁文译成英文……从西方文化的翻译过程便可窥见一斑,更不用说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和其他语种的翻译了。在中国,印度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卡尔·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根本影响。

就中西互译而言,问题在于“不对称”:中国人几乎把所有西方文化的经典都翻译成中文,但西方人对中国却知之甚少。尽管汉学家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过程中发挥了作用,但却远远不够。

2020年11月,法文本《论语导读》原著典藏仪式暨展览在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、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。这部珍贵手稿及相关珍贵文献在国家图书馆展出。中新社记者杜洋 摄

这种情况是与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立场有关。西方的思想和观点已经成为常态,即所谓的“霸权话语”,西方的观点和思想影响了整个世界,中国也向西方学习了很多。

只有当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更加重要并对自己的文化更加自信时,这种“不对称”才会改变,同时也将增加西方了解中国的愿望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:

本人供图

卜松山(Karl-Heinz Pohl),德国知名汉学家,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,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路易。曾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,特里尔大学文学与媒体学院前院长、汉学系主任。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、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、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。著有《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》《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思想》《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》《发现中国:传统与现代》等学术专著专论,译著有《桃花源——陶渊明诗集》《李泽厚<美的历程>》。

责编:海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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