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安全走向

俄乌冲突发生后，欧洲多国打破诸多原有“禁忌”，密集出台应对举措，其防务政策进入新一轮变革期。

对乌军援屡屡破例。德国突破此前禁令，首次公开向“战乱地区国家”输送防空和反坦克等“致命性武器”。瑞典、芬兰均实质性放弃“中立”传统，对乌提供武器弹药支持。欧盟宣布动用多达5亿欧元的“欧洲和平基金”，“史上首次”为“正遭受攻击的国家”购买、运送“致命性武器”以及燃料和防护装备，已基本用完该基金本年度的预算份额。欧洲多国公开支持或默许本国公民作为“国际雇佣军”赴乌参战。

扩军备战风潮涌动。尤为引人关注的是，自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首次大幅追加国防预算，宣布设立总额达1000亿欧元的“特别基金”用于提升军备，且表示今后每年都将把国防开支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%以上。这也意味着，德国将超过印度，成为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。德国国防部已宣布，将购买35架美制F-35战斗机。波兰加速从美国接收250辆M1A2“艾布拉姆斯”主战坦克，其议会几乎全票通过《保护祖国法》，规定自2023年起，将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目前的2%提升至3%。此外，还有多个欧洲国家出台了提升军备的方案。

北欧国家转变立场，积极靠拢多边防务机制。芬兰民意发生重大突变，民调中首次出现了过半数人员支持加入北约的状况。瑞典和芬兰两个“中立国”政府均愿强化与北约的关系。秉持“大西洋主义”和“北约至上”的丹麦，则有意参与欧盟共同防务机制，拟于今年6月就此事举行全民公投。

诸多欧洲国家防务政策的调整如此相近，既是面对变局的应激反应，更是由于俄乌冲突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的安全观。

进入21世纪后，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在欧洲人的“安全词典”里已然淡化。2003年底，欧盟在首份安全战略文件中，开门见山地抒发了“欧洲从未如此繁荣与和平”的喜悦，以及“大规模军事入侵威胁不再”的宣言。彼时的欧俄关系，正以双方规划“四大共同空间”（共同经济空间，共同自由、安全和司法空间，共同外部安全空间，共同科教文化空间）蓝图而攀升至冷战后的巅峰。2008年的俄格冲突和2014年的克里米亚入俄，虽令欧俄战略互信下降，但其关系缓和仍颇有空间，双方经贸及能源往来甚至不减反增。欧盟2016年出台的最新版《全球战略》，也仅将俄罗斯归为风险相对较低的“混合战争”威胁。

本轮乌克兰危机中，欧洲领导人马不停蹄地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平息事态的“穿梭外交”。然而，美国持续推进北约东扩、罔顾俄方安全关切的“拱火”之举，最终导致欧洲大陆重燃战火。这令弥漫在全欧的反对“防务开支挤占社会福利”的民意顿时反转，原本惟恐“穷兵黩武”被选民嫌弃的欧洲各国政要，转而纷纷做出“厉兵秣马”之状，以迎合骤然逆转的选民情绪。

乌克兰问题的演变有着复杂历史经纬。乌克兰沦为大国对抗的前沿，也令欧洲受伤颇深。俄罗斯是“搬不走的强邻”，美国是“请神容易送神难”的“盟主”，欧洲各国更是各怀心思甚至龃龉不断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构建平衡、有效和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遥遥无期。面对纷乱复杂的局面，如何真正实现欧盟“战略自主”与欧洲大陆的“持久和平”，值得欧洲人深入思考。(海 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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