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在上海方舱跑马拉松

进入上海静安体育中心方舱15天后，刘强在百余米长的走廊上已跑出170公里。他一次跑10公里左右，最长一次跑出一个半程马拉松。

在容纳了各种情绪的方舱里，刘强比较坦然，把进方舱当成一种“特殊时期的特殊体验”。他跑步，听播客，侃大山，给压抑着情绪的舱友做“心理按摩”——他的微信通讯录新增了40多位好友。

他发朋友圈和微博，记录在方舱里的生活，这下大家都知道他感染了。“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感染过新冠病毒就疏远你，那些疏远你的人也不必在意。”

在方舱，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，刘强紧绷一个多月的神经放松下来。身处整座城市防疫链条的末端，他最先感知到“奥密克戎”正在向这座城市逼近。

进入3月，刘强和同事告别“朝九晚五”，一直处于备勤状态，单位随叫随到。不久后，多个小区落实封闭管控措施。他和同事跟着视频学习穿脱防护服，口罩换成了N95，组织居民做核酸检测，对环境进行消杀。

3月28日，上海宣布以黄浦江为界分批实施封控，进行全员核酸筛查。从那天开始，刘强被要求住在单位。硬板行军床加一个睡袋，“越睡越冷”。 工作强度大，他“身心都很疲劳”。

在与感染性更强、传播速度更快的病毒的交手中，居委会、物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努力维持着小区的正常运转。在一个由3条弄堂组成、住着1400多户居民的老式小区里，最初只有7个人的居委会处理全部居民的需求。

确认感染奥密克戎那天，刘强反而松了口气。“解脱了，我也确诊了，可以安安心心地去歇一会儿了。”

他通过新冠病毒抗原检测盒，第一次看见了病毒的“象征”——两条红杠，随后的核酸检测确认，他已感染新冠病毒。那是4月3日，据上海市卫健委通报，上海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8581例。

刘强所在的工作组有11人，5人确诊。他们被隔离在一间办公室，等待一夜后，被转运车送去方舱。

除了肌肉酸痛，他觉得身体还好。但作为一名健身爱好者，他无法确认肌肉酸痛的原因，是病毒作祟还是运动后身体的正常反应。他的同事，出现过喉咙痛、发热等症状，这些症状大部分在进方舱前就消失了。

4月4日早上，刘强带着行李住进方舱。刚安顿好，他便换上跑鞋，绕着方舱跑了第一个10公里。

静安区体育中心在这名马拉松跑者眼中已不是熟悉的模样，它设置了800多张床位，每张床配有床头柜、插座、台灯和洗漱用品，床头处被隔板隔开。有妈妈带着年幼的孩子来，医护人员特地找到一个隔间，将两张单人床合并，勉强组成“亲子大床”。

刘强还“考察”了厕所和浴室。他记得，方舱开舱的前两天，确实有厕所能拍出“传到网上就吸引人眼球”的照片，但随着方舱开始运转，一切都在向整洁、有序转变。“几千个人就那么几个厕所，能和酒店的一样干净吗。”刘强介绍，方舱的保洁员大多能随叫随到。

在舱内的跑步持续了两天，刘强受不了每跑一段就有人对着他拍照、拍视频，他把“跑道”挪到了走廊里。透过落地玻璃窗，他能看到春天的一角。

他的方舱生活形成了另一种规律：每天测3次体温和血氧饱和度，下午测一次核酸。医生发的连花清瘟胶囊他只吃了一顿。

他恢复晨跑的习惯。往常，刘强习惯每天早晨4点半出家门跑步，跑1个小时。他自制的“强餐”在跑友圈也小有名气——在一个超级大碗里，混合麦片糊、蔬菜和鸡胸肉。他上一次参加全程马拉松比赛是在2019年，2小时48分钟跑完40多公里。疫情来了，线下马拉松比赛停摆，他报名的今年上半年的两场马拉松比赛也取消了。但他的脚步没停，每天跑，出差到陌生城市，也会跑个100公里，留下城市初印象。

在方舱，他在同样的时间起床跑步。“强餐”只能简单一点，麦片糊拌着盒饭里的菜。他带进方舱的1.5公斤麦片5天就见底，刘强不挑，方舱发的盒饭他一顿吃两份，被调侃“能去做吃播”。

他理解医护人员的辛苦，穿着防护服6个小时不吃不喝。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你可以作出任何你想要的选择。但现在不要给别人添麻烦，把自己身体养好，吃饱就行了。”

在家那边，刘强的爱人成了小区“团长”中的一员，组织居民团购蔬菜。家人告诉他，那些不会用手机的老人也没被落下，楼道里的敲门声比往常更密。邻里间互相送菜，交换物资。

刘强把在方舱跑步的记录发到社交平台上。以往，除了那些“值得炫耀”的战绩，他很少发运动记录。但这次不同，他更想通过这些图片和文字告诉人们，感染奥密克戎的真实体验。

刘强每天跑步的走廊，也是一名15岁姑娘的“琴房”。她从温州赶来上海参加音乐学院的小提琴考试，被疫情困住了。在方舱，她每天坚持练琴5小时以上。进入方舱的第四天，她参加了音乐学院视频初试。

在这条走廊里，刘强还认识了从澳洲留学回来的广东小伙儿，他们一起聊健身、拳击，偶尔还会一起练些动作。另一名来自台湾的舱友是上海女婿，也喜欢长跑，他和刘强互留了联系方式，准备等上海解封，一起去苏州河沿上自由地跑一跑。

路过的医生会严肃地提醒他们，不要做剧烈运动。只有在这时，刘强才意识到奥密克戎还在自己的身体里。他关注心率、呼吸、血氧饱和度等，运动时始终保持着让自己舒服的状态。

他观察到，方舱里大部分人都“心事重重”。但那些心事多与舱外的生活有关。隔壁的舱友带了包装精致的咖啡进来，焦虑得喝不下，刘强获赠了这些“奢侈品”。他能回报对方的就是倾听。

来上海找工作的年轻人，刚住酒店没几天就感染了病毒。住酒店时吃饭都是问题，进了方舱反而舒了一口气。

60多岁的退休阿姨聊上一辈人的恋爱、上山下乡，还有被疫情扰乱的退休生活。这次感染，她最担心的是，出了方舱，会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孙辈？

“科学告诉我们，转阴之后是没有传染性的，我就只相信科学。”为了打消阿姨的顾虑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“我回家就要抱抱我的女儿！”

上海根据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(试行第九版)的通知》要求，组织专家制定了方舱医院出舱标准。按照要求，刘强需要间隔超过24小时的连续两次核酸阴性，方舱上报卫健委，审批后再由方舱通知所在社区，让社区和居委会派车来接。

刘强达到出舱标准花了13天，比同期来的60岁阿姨还晚了几天，上海市卫健委通报的方舱住院时间平均为1周。

他在方舱“迎来送往”。“方舱里两次转阴的人，害怕新人进来，这种抗拒和恐惧，和我们出去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有啥区别？”刘强安慰大家，身上有抗体的话，短期内再交叉感染的风险很低——他对自己说的也没有十足把握。

“只是为了安抚一下不安的人。”刘强说，“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，我身上就像感冒一样。”

核酸阴性后的第3天，刘强收到解除集中隔离的医学证明，坐上回家的专车。同一天方舱里又加了一排新床位。

据上海市卫健委通报，4月18日，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迎来首个“出舱”高峰，1.5万人将回家继续居家健康监测。转天，又有1.2万康复者出院回家，会展中心的18号停车场上，百辆大巴等着接康复的感染者出院回家。出舱转运的力量逐日加强。

“上海的疫情终究会过去的，现在这种局面不是常态，你知道吧？”刘强说，“大家维持着这个秩序，保持了这么大的理智，又很配合，是因为大家觉得无论时间长短，终将会结束的。”

比起这些弯弯绕绕的正确话，他在社交平台上更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：“奥密克戎，滚犊子吧。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2022年04月20日 06 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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